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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志 生存，还是写诗？ 说起诗人，总让人心生浪漫之意，想起李白的对酒当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可在当下，当浪漫褪去迷人的外衣，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遭遇“生存，还是写诗？”的抉择时，我省民间诗人们在艰难地寻找一种新的诗意 艰难的生活： 行走在诗的故乡 命运就像驶出站台的火车稳定的生活： 默默耕耘在民间 诗歌作为文学艺术中一颗璀璨明珠，一直以来都为人们所推崇。它的存在方式有两种：一曰官方，一曰民间。在普通人的眼里，诗人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豪情长歌，浪漫抒情，吟咏着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汹涌冲击下，当物质与精神对立的矛盾摆在诗人面前时，他们是否会放弃理想主义的诗人世界而“入世”生活呢？连日来，笔者行走潇湘，寻访这些被生活“遗忘”的民间诗人们，探寻他们的生存现状。他们有生活在城市的，也有居住在乡村的；有老、中、青不同年龄阶段的；职业更是五花八门，有农民、公务员、教师、打工者，等等。 “诗人的生存现状大多不好，他们都在为诗歌和生活艰难地活着，不管是有名气的还是没名气的。”这是年过六旬的老诗人郭龙跟笔者聊起的第一句话。在上世纪80年代郭龙曾以诗集《野葡萄的风》名扬海峡两岸，并被誉为“北有顾城，南有郭龙”。但是，他也不免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戴一顶棉帽子，着一身牛仔衣，朴素如农民的他，因无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如今还是靠他在家带学生过活。 西怪江荣，原为某汽修厂工人，曾以一句 “拉倒吧，我不干了”而把自己的工作给辞了。20多年来，他居无定所，在漂泊中寻求一种深刻的人生体验。他到过北京、上海、中越边境、缅甸、西双版纳，在旅途中创作了长达2256行的长篇诗歌《海上苹果园》，凝聚了诗人的才华和创新意识，以及他对诗歌全新的诠释。 田人，曾供职于祁阳报社，后辗转漂泊在北京，现为永州日报社编辑，著有《虚饰》等3部诗集，2006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但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他的生存现状并不乐观：一家人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其艰辛可想而知。但诗人的心灵却从未“出走”过，而是坚持诗歌创作，最新诗集《三十年后大湾村》广受好评。 黄石松，笔名商别离，70后苗族诗人、作家，生于湘西，现为吉首火车站一名普通铁路工人。因为对诗歌文学的痴迷，妻子与他离了婚。至今单身一人，带着小孩边工作边创作。2003年，32岁的他以作品《文溪桥》获得“民族文学”新人奖。他说，“与诗结缘，我从未后悔。” 漂泊的生活： 命运就像驶出站台的火车 漂泊，似乎是诗人的宿命。不少民间诗人都是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在这个群体中主要有打工者和“80后”民间诗人。他们大多年轻，有不少是农民工，有的则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游鱼、怯情、刀歹均是农民工，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就到上海、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打工。游鱼告诉笔者，在他打工的地方，只要他一开口，说自己是一位诗人，旁边的人就会哈哈笑，好像给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一样。吃饭的时候他们会说，诗人，来口占一首让大家乐乐。“他们说到诗人，相互挤眉弄眼，一脸促狭地笑，仿佛我剃了光头，诗歌就是我头上正爬着的虱子。” 刘永涛、姚一侬、吴孟江、李康云等民间诗人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在校期间，都是学校社团的活跃分子，办过诗歌报纸和杂志，且都是网络写手，担任多家网络论坛的版主等。目前，他们“漂” 在长沙、北京、深圳等城市，从事着媒体、广告策划、酒店、保安等多种职业。 对他们来说，命运就像驶出站台的火车，人在旅途，但不知何处是终点。只是有诗相伴，就不觉孤单。 稳定的生活： 默默耕耘在民间 生活的稳定是每位诗人渴望的。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生活相对稳定的民间诗人中大多是公务员、干部、教师。 郭密林在法院工作，收入较稳定。只是每年除了要负担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高额的学费外，还要承担一份民间诗刊、论坛所需资金的大部分，再加上诗友来访的接待费用都是他私人掏腰包，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欧阳白，郴州市工商局局长。可以说，他的生存现状是最好的，生活相对稳定宽裕。他创办了网络诗歌论坛“诗屋”。 窈窕深谷、法卡山、屈甘霖、海燕等诗人在工作之余都默默地为民间诗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窈窕深谷是“湖南诗人”论坛的总版主，每天上网10来个小时打理着论坛。海燕，是望城县档案局科员，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十余年来，她帮别人做过窗帘，自己开过布艺店、缝纫店，做过超市收银员，最后进了县档案局编辑年鉴，并在当地文化部门的支持下出版了诗集《海燕的诗》。 让人感动的是，在这些民间诗人中，不管是流浪还是稳定，不管是相对富有还是极度困顿，他们都没有停止对自身及人类心灵的探寻。诗歌，始终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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