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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有为创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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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认同与人文关怀  

2008-08-07 16:58:21|  分类: 中国诗歌现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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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70后”诗人论

文/龚奎林(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

 

一、广东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诗性建构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任何一个世俗生活中的个体都是区域文化中的个体,他/她不仅受到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熏陶和浸染,还吸收了地域所赋予的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特性,而且往往是把把这种内在积淀与外在世界、个体经验与多元文化进行碰撞,从而走向更广阔、更坚实的文化精神存在。所以,对于地域文学的思考其实是为了寻找地理文化与人的精神关系和文学意义的起承转合,透过地域文学不仅能够反映地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更能够寻找区域文学的发展规律,体现地域文化的特色和个性。那么,作为一个不断沉积而稳固的地理区域,广东文学地理学的价值核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主体认同与人文关怀,即作为主体的个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追求自由幸福的经验感受和世俗生活以及温暖他者的生命关怀,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广东文化照耀下的个体身上,而且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个体的思维深处,原因在于广东的地域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文化地理环境):广东的自然地理环境是由海岸线和大山夹住的半封闭状态的“()”形状构成,在广东的地理版图上,从潮汕直达雷州半岛,由东到西环贯着一道辽远的海岸线,珠江和其它支流又贯穿东西南北,大海的蔚蓝与深邃、珠江的轻柔与滋养渗透着这片土地与人的成长,因此,广东人受到海洋文化的无意识思维影响,具有开放性意识、开拓性思维和包容性品格,广东作家的创作自然也受到这三种特色的影响;同时绵延于梅州、韶关、罗定、信宜到湛江这一弧形环状的大山,一方面具有阻挡外来侵袭、保卫家园生产的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则又阻碍了与内地的交流,迫使广东人依靠个体的努力面向海洋去自由求生存。同时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山的博大、宽广的胸襟往往塑造人的性格,而水是美丽温柔的,老子曰:上善若水,在山水养育下的广东人自然就具备了文学想象和思维异常活跃的灵气;自然地理的山水和谐和经济的富庶促进了广东文化的发展,也培养出广东人勤劳、坚韧、冒险、喜欢创造的开创性文化性格,并作为一种区域集体无意识内化在岭南文化当中,这种文化积淀并在与质地互异的中原文化、客家文化、黎文化的南迁北移博奕中逐渐撞击、融合。所以,广东文学逐渐具有了主体认同与自由追寻这一地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例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革命伦理的政治一元化规训了作家的文学创作,作家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训下成为单向度的个体,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主体认同,并把自己托付给了无产阶级民族国家共同体,因此,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失去了主体认同和自由追寻。然而,广东作家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于逢的《金沙洲》、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小说在广东文学地理学价值意义的影响下透过革命伦理的缝隙依然执着地秉承主体认同和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和文本意义,使得文本在人性追求、文本价值方面具有了与同时代其它作家作品无可比拟的的优越,这就是源于广东文学地理学的价值核心,尽管这些广东作家及其作品在文革中都被打成“毒草”,但不正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证明了广东文学地理学的意义吗?

    因此,受广东文学地理学意义和海洋意识思维的影响,广东文坛/诗坛形成开放的创作思维意识:宽松自由的创作氛围、兼收并蓄的包容心态、多元共生的文化碰撞。而这种文化特质自然也内化和影响了广东诗人的精神建构。新世纪以降,“70后”诗人在历史的时空域和文学场中出现了,如黄金明、黄礼孩、谢湘南、刘汉通、梦亦非、余丛、安石榴、潘漠子、燕窝、黛眉、张况、杜绿绿、林雨、杜青、陈会玲、温志峰、黎启天、苏一刀、周承强、吴作歆、拉家渡、陈际会、魏克、西娃等①。他们正是在广东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诗学之上走向了坚实的文本存在,从而呈现出迷人的文本意义。

   “70后”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陈卫的民办刊物《黑蓝》(1996)中,随后陕西的一份诗歌民报则直接命名为《70年代》(1999),而将这个概念正式推向历史舞台和文学现场的则是广东的两份民办刊物《诗歌与人》(2000)和《诗文本》。可以说“70后”的出场与黄礼孩的努力绝对是分不开的,黄礼孩不仅是一个很敏感的写作者和出版者,也是”70后”最为重要的代表性符号代码,其创办的《诗歌与人》曾将“70后”诗人迅速而引人注目地推到舞台聚焦的中央,2000年1月,《诗歌与人》的副标题“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让诗歌界为之一震,随后黄礼孩又推出了第二本《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在2004年夏季,他主编的《70后诗集》出版并在题为《70后:一个年轻的诗歌流派》里指出:“谁也没有想到,在20世纪的诗歌舞台行将谢幕的那一瞬间,还有声势浩大的表演:70后,诗歌流派自己搭起一个巨大的诗歌舞台,舞出耀眼的光焰,让人惊见年轻一代诗人的风华与诗歌魅力。他们以更为多元的价值取向,使诗歌从两派之争的阴影中走出来,通向更广阔的天地。70后诗歌改变了我们的视觉经验演化成我们今日生活中的诗歌,成为更多人的艺术形式,成为耀眼的文学之光。”《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林》、《星星》等各诗歌刊物相继编选和推出过“70后”诗歌专辑。刘春的《“70后”诗歌档案》也与今年公开出版,这一系列诗歌现场的史料排序,见证了”70后”诗歌的发展历程、成就和群体写作的崛起,“70后”诗人概念由此得到最终确认。 

   广东“70后”诗人是在个体出场后走向诗学的统一指归,因为他们的成长语境、文化素养、经验感觉、审美趋好、想像方式和价值立场等都具有通约性,当他们作为个体“移民”从外省或者广东欠发达地域进入珠三角这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经济熔炉时,他们亲身体验了政治经济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城市/乡村、异地/故乡、他者富/自己穷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裂变,巨大的反差导致心灵剧痛,他们需要通过倾诉释放社会压力和现代性焦虑,于是,诗歌成了他们最佳的武器,因为唯有通过诗歌的诗性建构,他们的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在商业化的机械复制时代才能保留那份纯真与梦想。

    所以,作为诗人年龄集约方式和诗歌创作追求的时间代际命名方式,广东“70后”诗人的主体参与意识日渐浓厚,这又与广东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价值核心即主体认同与人文关怀产生同构,诗歌成为他们整体发力的一种对话方式。他们是永远对现实充满了审视和疑问的思想者,借助于诗歌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编年性和相通性呈现个体对于历史与存在的尖锐的经验反映与美学诉求,传递出时间、空间、历史、事件等物质世界镌刻在人类个体的烙印,并把这种烙印通过思维的整合上升到现代性经验,从而把这种个体性体验去芜存真之后洗刷成为公共性的人类共同的群体性经验,而这种公共性经验本身就是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一笔遗产,它彰显出人类与世界相遇和对话的刹那景观。于是,主体认同与人文关怀也就成为广东“70后”诗人的两个诗歌精神特质。

 

二、主体认同

    资本全面渗透和控制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现代化的小资气息和消费文化震撼着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深处的恐惧,一种被刺痛的焦灼感自然溢出了潜意识层面,“70后”诗人也无法坦然面对现代化激流,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一种暴力性象征符号,强迫他们成为经济资本中的奴性“他者”。但是,在这种被迫的建构中广东“70后”诗人又通过诗性的反建构来获得智慧的力量,并借助这种力量积极参与当下社会的文化建构,推动社会现实的和谐发展和诗意存在,他们具有历史承担意识和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因此其主体建构就具有了一种文化参与和现实批判的独立认同。

    批判的目的不是离间和挑拨,而是站在自己的逻辑秩序的起点去关怀社会现实,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诗歌表达出来。诗歌是最能反映社会现实的,因为它的短小精悍包容了太多的信息和容量,它虽字数短小却蕴藏了诗人思维中无数的经验自觉和文化想像,因此,在文化和社会语境的压力之下诗人把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经验揉和了自己无穷的穿透现实经验的想像和感觉。面对资本社会的日益侵蚀,他们警惕地审视社会存在对于人类自身的压抑与变异,通过诗歌文本批判社会呈现出的虚无与荒诞,从而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走向形而上的哲性维度,因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于是,在特定的江河日下的畸形语境的压迫下,诗人叙述的是现代经验提取的情绪感觉和主体自觉。在我的阅读经验中,黄金明就是如此的诗人。

    黄金明致力于黑暗中的坚守——坚守诗人的良知、尊严、主体性与价值立场,他渴望通过自己的诗歌努力,为人间点亮一盏明灯,他自称这是“一种对现实和时代存在着深度关怀”的“有觉悟的写作”(《一份诗学提纲》)。在《洞穴》中,挖洞者猛然发现“多年来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别人的洞中/盲目地挖掘而不自知”,其主体开始复活,并开始怀疑这一切:“仿佛不是他挖下了永恒之洞/而是这个洞带着他走向了永恒/他担心一直挖下去/能否再回到地面。”于是,挖洞者与写诗者就成为了主体探寻的精神镜像,在理想崩溃、人性践踏、信念虚无、金钱万能的世俗社会,我们纯净的追求居于何种地位,这是诗人必需思考的一个话题。所以,每一个个体都是在精神上和叙事上被迫分层的,“每一个人都囚禁着一只老虎,或遮掩着/自己的黑暗”,老虎无疑是诗人自己的精神隐喻,无论是被牢笼囚禁的动物还是言不由衷的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的灵魂已经被世俗欲望所囚禁,可我们的欲望行走却偏偏缺少自我能动的独立追求的欲望,这是多么的悲哀,我们把自己的主体交给了别人/阶级。但是诗人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开始积极地寻找、追求自我与独立,尽管“无数只老虎构成了斑斓虎皮的梦境/关于生命和自由,迄今没有找到/栖身的躯体”(《老虎,老虎》),然而诗人在黑暗中依然执着的寻找“光明”,通过自己的笔端倾诉自己的向往。黄金明的诗总是透过先抑后扬、欲擒故纵的文本修辞给人一种鲜艳亮色的主体性诉求。

    与黄金明一样,刘汉通也是透过他者的对照来审视周遭世界,从而体现主体诉求的自觉,《一个自然主义者札记》以放逐式的语言冷静地观照、反思和感受自然物蜘蛛、斑毛鹤、光阴、黄昏等,透过日常生活的叙述不知不觉进入现实、想象与隐喻的领域,寻找自我主体的价值认同,以“爬行对抗命运”的蜘蛛尽管丑陋,但这种生命存在的承担勇气总是让人敬佩。“一丛丛密实的蕨类植物,教会我/怎样向大地致敬,保持一颗谦卑之心/是何等重要;那些横生枝节的荆条/却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谬的!”(《黄昏》)但诗歌主体却要像“一颗松树”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于是,这一片片人世间的风景在思维语言的转换之下构成了诗人面对当下世界保持自我独立的心灵烛照和镜像写真。所以,我觉得刘汉通善于通过细致观察、体悟事物的表象去揣摩、玩味日常风景之下的每一片充满哲理性的叶子,给人宁静、安详之感。可以说,刘汉通是一个特别敏感于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处截取片段挖掘潜在哲性之思和人生意义的歌者。

    吾同树总是在游刃有余而又不动声色的诗歌叙事中对日常生活和底层世界进行观照,从而站在独立的民间立场抒发自己对现实存在的经验想像、异化批判和哲理反思,重现个体生命体验、存在的个体生存处境、对历史的悲剧性和荒谬性体验,其诗歌弥散着鲜明的草根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倾向,这是需要独立的人格勇气的。在《狩猎者的后代 》中,“狩猎者”已经成为了一种隐喻,人类在社会文明进程中逐渐被异化,权力技术规训着我们的人类思想和日常行为,于是,为了利益的争夺,我们不仅狩猎动物,而且狩猎自己的同类。在尔虞我诈中,“狩猎的对象”和“瞄准的对象”都由“动物”置换成了“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利害冲突遮蔽了人的善良属性,而充分暴露出人性的残忍、贪婪与兽性。且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古代壁画中猎牛的情境在现实中成为更加恐怖的事实:“有个将军在二战的捷报中轻描淡写地写道:/大获全胜,击毙3000,俘虏800”,3000人的性命除了做邀功请赏的依据外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实在意义,人的生命和作为人的尊严在数字的“轻描淡写”中被漠视和被剥夺,我们在“文明”与“科技”编织的荒诞世界中作茧自缚。

    相比而言,余丛的主体性宣言更显气势磅礴:“我将在奔跑中度过我的一天/……/我可以是一辆发足马力的汽车/我要形式更远,而拒绝漂亮的车库”(《我将在奔跑中度过我的一天》),优越的环境并不是“我”的最爱,而只有在艰难困苦中的搏斗才是我的真正追求,这就已经表明了诗人立身处世的价值立场。这种踏实的素朴信念一直支撑着他的创作,使得余丛的诗歌具有一种苍凉、深邃的思考深度。《度过贫困》更是描述了父母亲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的爱、无奈与坚韧,在物质贫乏的时代,是他们的辛劳养育了“我们”的成长,诗人由此唱出了一首赞颂父母的绝唱。这种回忆已经永远地成为“我”的成长之思。

    安石榴热衷于追求“出乎意料”的书写效果,很看重语言的抒情力量,不仅诚实地面对事物给以的意义贫乏,同时又在生活的琐碎处把被动的生活事件转换为主动的意义阐释,所以,《京广线》在他的反复铺陈中获得意义的敞开:“一条道路被行者埋葬/一群隐士向天空敞开行踪”。而与此相反,燕窝则以一种强势的逻辑话语和对话型的批判语气在文本中冲锋陷阵,呈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主体勇气,语言锋芒毕露、犀利无比,《黑蘑菇剧场》便是对那些人世间“衣冠禽兽”般的“懦夫”和小人进行绝妙讽刺、批判和炮轰的文本。

   总之,诗歌是人类生存状态的物质化隐喻和符号化指涉,“70后”诗歌抓住了移民之后的异质化生存状态和痛苦的精神状态,从而在隐喻层面打开了一扇沟通现实、心灵与诉求的精神之窗。所以,我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70后”诗歌追求独立的主体认同,另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诗人在面对人生、现实与他者的差异时所包容的人文关怀。

 

三、人文关怀

    在中国文学传统叙事中有一种“荣乡故里”或者“衣锦还乡”的团圆模式,故乡成为自己“登科进士”、“封妻荫子”的动力之源。然而在现代性裂隙中,“故乡”却已构成了一套“情感结构”(雷蒙·威廉斯),也就是说“故乡”成为坐在陌生城市里的诗人的想象域。当他们远离乡村“侨寓”(鲁迅语)在都市之时,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他们忘记生命的起源而保有故乡的记忆,所以就有了故乡情结,这是一种以乡村为场地背景的亲情文化,是对外来文化、城市化以及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躁动、生疏和焦虑感的想象性补偿。当然,这种想象性补偿也意味着故乡的种种甜蜜温馨只能在回忆和凝望中出现,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的虚构幻化。所以,怀念故乡世纪上是对成人生活所体现的现实原则的拒绝和批判。因此,他们写到大地、亲人、田园、青春、农业文明,他们的“乡土”在恍惚的心情中成为青春祭。所以这些诗几乎都带有某种感伤的、忧郁的、忧伤的情调,而这也正好体现了历史正义感和人文关怀。因此,黄礼孩在回忆中想念故乡的“母亲”,尽管故乡总是以一种破败的反现代性的面孔出现:“一间屋子的破败/如屋内的灯已长长熄灭/……/十六年了/房子后的海棠树已枯败”,但“我多想再回到那屋子/在黑暗中紧握母亲的手/可黑夜的尽头涌动着恐惧与陌生”(《永别》),表达着抒情主人公对母亲的深深的思念与忏悔,与其说是“恐惧与陌生”,不如说是一种不舍,一种深怕惊扰“母亲”的担忧,赤子之心、思念之情言于溢表。那种难以名状的痛苦甚或后悔总是撕啮着诗人的内心,“我不知道陌生的地方是否更蓝/却只听见/来自天上的叹息/它领着我从黑暗中到达天穹/我知道母亲仍然在某处”(《远行》),当我读到此处,我恍然又一种想哭的冲动,诗人以冷静的叙事表达着一种翻江倒海的巨大波澜,可谁能想到这诗歌背后隐藏着一颗痛苦孤独的魂灵,这是被“回忆”而折磨的永远的痛,我深深地被黄礼孩的诗歌打动着。我想,正是这种深沉的思念,支撑着诗歌文本中“我”的现实镜像主体——黄礼孩在诗歌创作与诗歌公益活动中的奋然前行。黄礼孩1999年年底创办《诗歌与人》诗刊,相继推出“70后”“中间代”“女性诗歌写作”“完整性写作”等诗歌概念,正是因为他的诗歌热情和无私奉献使“70后”诗歌走向了历史舞台。黄礼孩如上所述始终保持着一颗内敛、敏感而丰富的心灵,这种丰富性我们无法从黄礼孩的外表来得知,而是必需深入到他的文本中才能知晓。黄礼孩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深处执着于爱与美的坚守,从而在经验的诗性对话中赋予宁谧、安详与和谐的抒情意味,因此,笔端温馨的语汇传递出平和的心态和关爱众生的温情。同时,诗人对人类灵魂的关注和省思往往透过现实生活的细节瞬间进行捕捉,在这充满绝望、泪水的生存境遇中,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承受着种种与生俱来或不可逆料的痛苦:“到处都是缺乏雨水的生活/恍惚的下午/一个从乡下来的劳动者/拿着石头蹲下来/看一群蚂蚁在搬家/教堂的钟声/飞过了建筑群”(《劳动者》)。弥漫于字里行间的全是血泪与挣扎,全诗展示了建筑工地的打工者在城市的屈辱和艰难以及劳动者沉默而坚韧的求生意志,蚂蚁、劳动者与诗人其实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精神镜像,他们在教堂钟声中祈望着未来的向往与幸福。诗人正是通过这种细节的叙述表达了心忧他者的博爱情怀。

    “70后”诗人都是如鲁迅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这样形成了时空意义上的转换与隔绝,因此,故乡与打工地作为一组矛盾的话语成为“70后”诗人“我”的镜像,在这种比照中故乡构成了“自我”的他者,是“落后”的表现,这令人失望的图景,使故乡成为记忆或想象的他者,从而获得现实性。当故乡成为一种文学题材,一种文化情绪,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和抵触,乡土情结表达的是成人生活引发的焦虑和不安。乡土文学的美学价值和逻辑,正在于捕捉作为成人世界的反照的儿童记忆,正在把历时性的成长过程转化为并时性的地域差异和社会分析。所以,诗人对故乡的一土一木的变化总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和愧疚:“那片我生长的土地/我无法想象/像一具干尸/在眼前/呈现”(《闻湘南大旱》),这就是故乡的游子在异乡的感受,从小生活的故乡大旱,而自己却有无法相助,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与不安,而对父母的内疚更是诗人的永远的伤痛:“谁家的荞麦这样香甜/我默然想起早逝的母亲/她不在战场上/她被鲜花环绕”(《罗马的生日》)。谢湘南的诗歌总是以一种赤裸裸的原生态风格呈现在我们面前,字里行间涌动着对故乡和底层民众的悲悯气质和人文关怀。尤其是他的那些关注底层生活的打工诗歌,在冷色调的凝聚、定格的琐碎方面凸显出世界的阴郁和现代性生活中的裂隙,阅读它们,我们能够感受到底层的沉重和贯穿其中的诗人的悲悯的人文情怀。

    林雨以女性独有的潮湿的诗意目光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人和事,那目光里包容着一种浓郁的拥抱现实的人文关怀,这种温柔的感觉和沉静的悲悯情怀自然成为她笔下的客体,她在文本书写中轻轻地诉说着喜与怒、哀与乐,呈现出尊重和关爱生命的自我承担的勇气。我们无法忘记阅读她的《民工兄弟》所给以的强烈震撼和痛苦,其灵魂的救赎意义总是在不经意间而突然诞生。林雨总是通过一种细腻的感受与思考去解析生活现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拆迁成为当下权力、资本与民间个体的较量,而作为弱势群体的被拆迁对象总是在无奈中谢场,并被某些官方资本视为《钉子》,诗人以雷锋和拆迁户作为钉子意象的对应体,敏感地切入到时代症候之中,从而表达诗人清醒而睿智的入世关怀:“总要有一两枚眼中钉,钉入心脏地带/总要有一些闪电,喊醒春雷/不然千千万万的行尸走肉/谁来刺痛”。

    潘漠子对世界认知的苦涩、无奈甚至绝望通过反讽技巧完成,在《小麻雀》中甚至以一种儿歌式的童话语句表达对小麻雀的关怀,进而连辍起诗人穿越现实世界的想像,由物及人,从而寻找人活在世界上的积极的存在意义。诗人对生活的执着关注,并透过事物的表象上升到哲理层面:“一个简单而慈悲的苹果/从不畏于被强暴瓜分”(《苹果》),因此,潘漠子的诗歌中闪现着耀眼的思想光芒和哲性之思。正如华滋华斯所说,诗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梦亦非总是以一种尖锐的抒情和诗意的永恒直指文本深处,并在瞬间的凝眸、体味和思考中挖掘诗性光辉,呈现生命本原的澄明之境,因此,诗意空灵,意境悠远。其组诗《伪情书》虚构了若干对话场景呈现“我”对恋人的思念和对日常生活的诗性追求,使得他的诗显得澄明与纯粹,“这些晦迷的词语不是你藏身之密林——/但是我知道,亲爱的,你住在我之内 /就像一直住在万物花开的刹那”(《伪情书之抽象》),写得情韵缠绵,意境空灵,在迷离的诗意氛围中散发着浓郁而深沉的抒情咏叹调。

 

    综上所述,建立在广东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广东“70后”诗歌正以日益凸显的特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主体认同和人文关怀,尽管这种对特质的表述还远远不能概括广东“70后”诗人的整体样貌,但至少我们能够感受到诗情喷涌下的真诚和良知;尽管限于篇幅,未能对广东“70后”诗人做一个全面的扫描,而只是一种抽样式的局部观照,但至少可以看出这群诗人面对日益现代化情景的努力、坚守与不懈。我唯有希望,这种基于高山与海洋夹击着的“广东”特质的诗性建构能够越来越多的呈现在诗人的笔下,从而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良知、人格与勇气。

    但是,我必需要说的是,尽管这批诗人在诗歌文本中把对于主体独立的认同和人文关怀作为一个观照的视域进行表达,可是,就目前所达到的成绩来说,并不是很满意的。然而,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那自然就有延续,我相信他们将会继续努力用自己的诗歌成绩来证明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谨以此文祝贺这群同龄人朋友的诗歌成绩,同时也对他们的未来创作寄予厚望,但更是作为“70后”的我对我自己的一种哀悼吧,因为我需要向他们学习,我曾经在一篇评论里写道:“在几千年来遗传的官本位和家天下的传统思想氛围笼罩下的现代语境中,独立的主体意识是很难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精神奴役和权力规训的创伤个体,既使知识分子也然,犬儒主义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植入在我们的骨髓深处,西方的那种独立言行的有机或公共式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当下是比较缺乏的。……很多话我们想说,但我们不敢说;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但我们装作不知道;很多问题我们需要面对,但我们却选择逃避;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质疑,但我们主动放弃这个权力,我们就是这样一群被规训的顺民。”而我就是在犬儒主义映照下的其中一分子。

 

注释:

①本文中的诗歌文本主要是以《蓝风诗刊》2007年1月、8月的总第10、11期《“蔚蓝·风动”——走在21世纪广东新诗连展》和《中西诗歌》2007年5、6合期《广东诗人作品专号》为主。同时,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对其它优秀的“70后”诗人进行阐释,深感为憾。

 

作者简介:龚奎林(1976-),男,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在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任教,已在《文艺报》、《诗探索》、《当代文坛》、《甘肃社会科学》、《江西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中州学刊》、《东方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曾也热衷于诗歌创作,但现在主要从事当代小说、诗歌和电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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